作者：李齐(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3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变化及应对
3.1能源供给安全的主要矛盾由外部转向国内
困扰中国多年的能源供给外部矛盾已经缓解。国际能源格局变动为中国能源供给安全带来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国际石油市场自2014年起延续供给过剩的局面，进入买方市场，对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中国来说是重大利好。
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压力缓解。2017年，中缅油气管道正式向中国境内供油，中国已正式建成东北、西北、西南陆上和东部海上四大油气运输通道。近年来，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提供明确法律保障外，世界各国积极参与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加强海岸巡逻，联手打击海盗。
中国获取外部能源的成本大幅降低。2015年以来，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低位震荡，由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主导的定价权被油气大量增产瓦解，能源定价结构更趋多元化，由价格暴涨暴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下降。
提高本土能源产量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解决中国能源内外供给矛盾、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和集中度的主要途径在于提高本土能源产量，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障安全。能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产业链的资金、技术密集，是带动就业和缴纳税费的重要支柱型产业。立足国内能源生产确保能源供应，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大业，因为成本较高就忽视能源本土供给并削减国内产能的做法，不仅不利于维护中国能源供给安全，也无益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国应当将国内供应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的主要渠道，发挥国内资源、技术、装备和人才优势，加大本土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提高主要能源储采比，避免能源自给率的下降，加强国家能源治理，开源节流深耕本土资源开发，不断提升能源供给的内力和稳定性，完善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应急体系，大力发展非常规能源，力争到2020年全国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能源供给安全体系。
3.2能源消费安全的主要矛盾由消费总量增长转向消费结构不合理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矛盾地位正在下降。中国正在政府主导下积极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能源消费理念，强化工业、交通、建筑节能和需求侧管理，重视生活节能，切实扭转粗放用能方式，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延缓能源消费总量的过快增长。近年来，中国国内能源供应能力总体稳步增长，能源产业实力不断增强，获取海外资源的能力快速提高，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为代表的国有能源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获取“份额油气”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国的能源外交取得成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能源输出大国建立了密切友好的能源经贸关系，达成了稳定长期的能源合同，大大提高了中国获得海外能源资源的能力，缓解了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带来的供给问题。
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中国能源消费安全的主要矛盾，消费结构失衡严重威胁中国能源消费安全。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仅有的煤炭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50%的两个国家，中国油气消费占比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石油消费占比仅为美国的1/2，清洁能源天然气的消费占比更低，仅为世界的1/4，美国的1/5。主要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完成了石油消费超过煤炭的转变，进入“石油时代”。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煤炭消费占比畸高，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62%，油气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非化石能源比例偏低，这既不符合现代能源体系综合均衡的现实要求，也不符合现代经济绿色环保的发展要求。
消费结构失衡也对能源使用安全和能源经济安全产生直接负面效应。化石能源消费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煤炭对微颗粒物（PM2.5）的贡献率超过34%，燃烧同等热值的煤炭比石油和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分别多22%和41%，且含有更多的硫化物和PM2.5。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加之煤炭开采、利用方式粗放，严重影响能源经济性和生态环境。近年来，节能减排的压力不断增大，中国构建清洁、高效能源消费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根本对策，“去煤化”已经成为共识。2016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煤炭行业去产能的大幕正式拉开。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煤炭表观消费量为36.1亿吨，比上年下降7.7%，比2013年煤炭消费峰值（42.9亿吨）下降16%。
中国应当立足一次能源多元化的总体需求，把发展清洁低碳能源作为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主攻方向，致力于煤炭去产能和清洁煤的使用效率，通过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逐步降低煤炭的消费比例。同时大力发展非煤能源，进一步提高油气消费比重，大幅提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消费比重，形成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元化能源消费结构。
3.3能源使用安全的主要矛盾由供需失衡转向平等环保
能源供给安全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性目标，是“量”的矛盾，能源使用安全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高级目标，是“质”的矛盾。能源供需失衡矛盾严重制约能源使用安全。中国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富余部分还能够出口创汇。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一直在不断调整适应能源进口大国的角色，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成为能源资源的追逐者，“亚洲溢价”的承担者，能源秩序的接受者，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近年来，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作为油气消费重要增长极的中国已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供求两端、能源定价机制、国际能源合作、国际能源秩序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能源进口强国的话语权与主导能力显著提高，能够在国内、国际两个能源市场中进行“量”的调配，妥善处理供需失衡的基础性矛盾。
能源使用安全事关人们平等、环保地使用现代能源的权力，属于能源安全的高级目标。能源使用水平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均能源占有量、消费量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乡、地域能源使用水平不均衡状况尤为严重，使用薪柴能源进行炊事活动的人口仍有1/3，离彻底解决能源贫困问题还有差距。解决能源贫困问题是国家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防治大气污染的重要内容，不仅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是人们生活水平的真实体感和重要指标，能源使用的平等问题亟需得到重视和解决。另外，绿色低碳是未来能源开发和使用的必然要求，环境和生态安全是影响中国综合能源体系的主要因素。能源使用产生的负外部性扩散导致中国当前环境和气候问题日益严重，雾霾和酸雨等恶性环境事件频发，危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目标的内在要求，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
增加现代能源的供给使用是解决能源贫困的关键。一是统筹区域间能源供给关系。加大能源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的投入，加快构建现代能源储运网络，优化建设电网主网架和跨区域输电通道，着力解决西部和东北等地区群众用电问题。二是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加快分布式新能源的开发。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吸引多方投资，发挥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各自在开发、建设中的作用。三是继续发挥西部和东北地区能源资源优势，优先布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从供应端缓解能源贫困问题。四是加快西部和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借助城镇化对能源贫困人口的迁移契机，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现代能源利用比例，提高人均用电量。
坚持绿色低碳战略，化解能源使用的环保矛盾。绿色低碳战略主要通过能源科技手段，构建和完善“政－产－学－研”合理分工、密切合作的能源科技创新机制来实现。一是发挥好政府对能源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依托国家能源科技和工程技术中心，共建能源技术研发平台，跟踪世界前沿能源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开展重大能源工程的技术论证，力争在重大能源技术攻关中有所突破。二是发挥好企业能源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创造企业争先采用绿色环保能源技术和设备的良好风气，鼓励和支持能源企业及用能单位在节能减排、新型能源、能源互联网等方面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将企业节能减排目标与国家绿色低碳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大力提倡个人节能减排、绿色生活的习惯养成，鼓励绿色出行和低碳生活方式，创造节能环保的良好社会风气，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力争实现中国在《巴黎协定》中的减排承诺。
3.4能源经济安全的主要矛盾由要素投入转向经济结构
能源经济安全的实质是经济发展方式矛盾，依靠能源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失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牺牲能源利用效率，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方式下，能源需求量快速增加，能源消费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结构畸形，能源强度高，付出了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拉动内需的环境下，高投资、高消耗、高浪费之风重燃，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产能过剩、能效低下、重复建设、低质量项目盲目上马的现象严重，资源和环境欠账累加，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负面效应不断放大，能源资源消耗不堪重负，生态环境污染已经危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在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彻底摈弃“发展＝增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坚持“发展＝效率”，即科学供给、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深度调整，增长动力也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优化结构驱动。2016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维持在0.2左右的良性水平上，说明此时能源消费量投入的累加效应已经极度弱化，能源消费增量无法带来相同增量的经济发展速率，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失效，盲目做能源增量的“加法”，带来的只有资源和环境的“减法”。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较低的情况下，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才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也是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维护中国能源经济安全的重要抓手。中国应从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3方面科学引导经济结构调整。1）产品结构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产品载能结构调整，推动从能源和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减少高载能产品的生产和出口；2）产业结构方面，要降低工业和高耗能产业比重。世界工业平均能耗占比33%左右，而中国工业能耗占比超过70%，其中能源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四大高耗能产业能耗占总耗能的1/2，如果工业所占比重降低1%，服务业提高1%，能源强度就可以降低1%；3）区域结构方面，应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区域布局，高耗能工业应布局于中西部能源富集地区，减少因长距离输送带来的不必要的能源损耗，同时产业结构、区域发展格局也将会有相应的积极变化。
4 结论
能源安全是一个主体性和动态性的概念，不同主体在不同时空下的能源安全内涵会有所改变。随着国际能源格局重塑，传统的能源安全概念（供给安全、价格安全、通道安全）已经无法解释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形成综合能源安全体系的需求极为迫切。
经过对中国目前能源供给安全、消费安全、使用安全和经济安全4个部分现状的研究发现，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和应对措施已经发生了变化。1）能源供给安全的主要矛盾由外部转向国内。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动为中国带来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供大于求，中国能源供给的外部压力已经减轻。反观国内，主要基础能源储采比较低，自给能力较差，直接导致对外依存度和集中度较高。2）能源消费安全的主要矛盾由消费总量转向消费结构。世界能源消费中心已经由西方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处于优势地位，消费总量矛盾的地位下降。消费结构失衡不仅威胁中国能源消费安全，也对能源使用安全和经济安全造成直接负面影响。应当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把发展清洁低碳能源作为调整消费结构的重要手段。3）能源使用安全的主要矛盾由供需失衡转向平等环保。作为油气消费重要增长极的中国已经能够在国内外两个市场化解供需失衡矛盾，现阶段人们平等、环保地利用现代能源的权力和福利更为重要，增加现代能源的供给和使用，坚持绿色低碳战略是解决矛盾的关键。4）能源经济安全的主要矛盾由要素投入转向发展方式。能源经济安全的实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也是降低能耗、提高能效、减少能源消耗污染、降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和维护中国能源经济安全的关键。
（来源：国际石油经济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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