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齐(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能源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性问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供应国和消费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和复杂，能源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重点关注和优先解决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能源技术的突破发展，国际能源格局正在重塑，能源供求关系深刻变化，能源经济出现新的趋势，中国能源安全的内涵、现状和主要矛盾都呈现新的特征。
1 能源安全概念及其发展
1.1 能源安全概念的文献回顾
能源安全概念具备一定的主体性和动态性，不同行为主体基于不同立场，在不同时间段对能源安全的界定不尽相同。能源安全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中，它的初始要义是防止石油供应中断，确保进口国石油供给安全。国际能源署（IEA）的定义也是以进口国“可承受的价格提供不间断的能源供应”为中心的。
随着社会经济与能源行业的不断发展，能源安全定义被逐渐丰富。莫尔（Maull，1984年）按功能差别把能源安全概念分为能源的经济安全（供给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使用安全），前者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本目标，是“量”的概念，后者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高级目标，是“质”的概念，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耶金（Yergin，2006年）按能源消费国和出口国区分不同主体，认为能源消费国的能源安全是在可承担的价格下，充足能源供给的可获得性；对能源出口国来说是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出口市场“需求安全”。
综合化定义是能源安全概念的发展趋势。亚太能源研究中心（APERC）提出的能源安全4A定义颇具代表性：1）能源资源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包括能源的储量、开采技术、经济价值和储采比等客观因素影响能源是否可利用；2）能源资源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包括能源地缘政治、运输通道安全、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水平等影响因素能否阻碍能源的可获得；3）环境的可接受能力（Acceptability），能源使用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否阻碍环境的可持续；4）能源投资成本的承受能力（Affordability），涉及能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成本，消费者是否可承担能源商品价格。
新世纪的能源安全概念凸显鲜明的环保与经济性特征。索瓦库尔(Sovacool，2011年）等认为能源安全是一个关系到如何平等地提供可使用、可负担、可靠、有效、环境友好、适合监督的和社会可接受的能源服务的复杂问题。纳鲁拉（Narula，2014年）提出了可持续能源安全的概念，“以可负担、公平、高效、环境友好的方式提供持续的能源服务”。曼茨（Manz，2013年）等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会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的转型升级，会促使全球气候安全被收入能源安全的内涵中。综上所述，能源安全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综合化趋势明显，综合能源安全应由能源供给安全（来源、价格、通道）、消费安全（数量、结构）、使用安全（平等、环保）、经济安全（能效、经济）组成。
1.2 中国能源安全发展概述
作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油气供给是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内容。张文木（2003年）认为中国能源安全并不是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矛盾，而是由清洁能源需求刚性上升而供给严重不足引发的结构性矛盾，石油短缺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张宇燕（2007年）认为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是石油供给安全问题，其中运输安全方面最为薄弱。张雷（2001年）认为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资源保障能力、供需平衡压力、石油及制品进口和生态环境恶化4个方面。黄晓勇（2016年）在能源的可获得性、运输通道的安全和价格的可接受性3个方面之外增加了能效与环保因素。
近年来，能源发展的低碳化和清洁化已成为共识。班巴瓦莱（Bambawale，2011年）等从能源使用者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能源安全，认为化石燃料的供应安全在中国最重要，同时指出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雷恩（Ren，2015年）等认为中国应该优先发展低碳能源来提高能源安全水平。马妍（2016年）认为能源产业的投资安全和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上升为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李雪慧（2017年）也认为环境安全取代供应安全成为当前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
以上学者从不同时空、不同角度对能源安全概念和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进行了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但他们的阐述仍存在能源安全概念和内涵单一，对当前中国能源安全主要矛盾把握不准确、不全面等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究综合能源安全概念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中国能源安全现状和主要矛盾的讨论。
1.3 中国现代能源安全体系
中国现代能源安全是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的综合能源安全体系。能源供给和消费牵动国内外两个市场，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带来的外部性不局限于一处一地，传统能源安全的概念已经无法充分解释中国现在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也无法正确引导当今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中国迫切需要以综合性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现代能源安全的内涵，中国现代能源安全除了传统能源安全中的供给安全、价格安全和通道安全之外，也要重视能源消费结构平衡问题，重视能源使用安全中的平等、环保议题，重视能源经济安全中的能效和能源投入方式同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中国现代能源体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现代能源安全是一个包含能源供应安全、消费安全、使用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综合能源安全体系，这4个部分相互依存，互相影响（见图1）：能源供给安全是综合能源安全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能源消费安全的前提和基础；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直接影响人们平等、环保地使用能源的权力即能源使用安全；绿色环保的能源政策，节能减排的能源使用方式从能效和产业结构上改善能源经济安全；经济活动中能源强度下降、能效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都将减轻能源供给安全的压力。本文主要从这4个方面进行论述。
2 中国能源安全现状
2.1 能源供给安全
中国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主要化石能源储采比较低，自给能力较差。BP公司统计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煤炭储采比为72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53年，中国是煤炭储量第二大国、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煤炭资源的开采强度大，虽有较强的自给能力，2009年已成为煤炭净进口国。中国石油资源储采比为17.5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6年，大庆、长庆和胜利等老油田已不同程度进入衰竭期，而鲜见新的大型油气田，加上国际油价持续低位，国内石油行业被迫削减高成本产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石油产量为19969万吨，比上年下降6.9%，石油进口量为38101万吨，比上年增长13.6%，全年净进口37807万吨，超过美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中国天然气储采比为38.8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2.5年，自2007年成为天然气进口国后，进口量逐年增加，中国未来成为天然气进口大国的预期明朗。
美国“页岩气革命”成功后，国际能源环境逐渐宽松。一是水力压裂、水平钻井和深海钻井等技术使得以美国页岩油气、加拿大油砂和巴西盐下层油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资源焕发活力，西半球成为世界新增油气资源的主力，世界能源供给中心“西移”趋势明显。美国“能源独立”近乎实现，美洲、非洲和中亚地区的油气产量提高，全球能源市场的有效供给大幅提升。二是俄罗斯、加拿大和哈萨克斯坦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家的石油产量猛增，欧佩克的市场份额被稀释，2016年欧佩克限产保价行动效果不佳表明欧佩克对能源供给市场的控制力式微，石油断供风险大幅下降。总之，全球能源市场已由供应短缺转向供应过剩，由单一转向多元，由局部平衡转向大范围优化，由资源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中国主要化石能源进口量逐年提高，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中国2009年已经成为煤炭净进口国，进口来自澳洲、印度尼西亚、南非和美国的高热值低硫海运煤，2016年煤炭对外依存度为10.7%。随着环保压力持续加码和产业结构深入调整，本土煤炭供给能力萎缩，相对竞争力下降，中国对海运煤进口的依赖将会进一步加深。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石油供需缺口一直较大，2017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67%，远超50%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见图2）。在2006年之前，中国天然气完全自给，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气代煤”“以气发电”推广力度加大，中国天然气的需求量激增，2017年对外依存度攀升至39%（见图3）。
中国油气资源进口多元化初见成效，进口来源国家集中度有所下降。2016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的48%来源于中东地区，其次分别为非洲地区和中亚－俄罗斯地区，10大对华原油供应国中有6个是中东国家。其中，进口量最大的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共占39%的份额，进口量最大的3国进口集中度（CR3）较2010年有明显下降，近年来一直呈稳步改善的趋势（见图4）。中国天然气进口来源多元化趋势较为明显。2006年，澳大利亚是中国唯一的天然气进口来源国，2007年有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2国，2008年加上埃及有3国，2016年中国天然气进口来源国超20个，进口量最多的３个国家合计进口量占比为71%，较2006年下降1/3。
2.2 能源消费安全
世界能源消费中心已由传统的西方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处于优势地位。欧美的主要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近年来能源消费需求增长逐渐停滞，全球占比不断缩小。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基础能源需求总量（TPES）比2014年下降0.3%，且2005－2015年以0.3%的年均速度下降，占比已由1971年的61%下降到2015年的39%，其中美国占16%，较1971年的29%下降了13个百分点。BP公司认为，世界能源几乎所有增长需求都来自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和印度合计占增长量的一半，中国有望成为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激增，能源消费结构失衡。BP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能源总消费增长5.3%，达30.5亿吨油当量，居世界第一，占比23%，连续16年消费增速最快。中国于2016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国际能源署认为，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同时将成为与欧盟等量级的天然气消费市场。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煤炭消费占比畸高，油气消费占比不充分，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比例较低（见表1）。2016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61.83%，是美国的4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石油消费比例分别只有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消费比例分别只有美国的1/5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除水电占有地理条件优势外，中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例普遍低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
2.3 能源使用安全
中国能源人均占有量少，消费水平较低，能源贫困问题较为严重。BP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均石油占有量为2.54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天然气人均占有量为3916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煤炭人均占有量为177吨，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为2.21吨油当量，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为经合组织的1/2。中国的能源贫困问题较为严重，《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6》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费量为3927千瓦时，不到经合组织国家的1/2（见图5）。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尚有33%约4.57亿人口未能使用上清洁的炊事能源。
中国能源利用技术水平较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1千克，分别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43千克、经合组织国家的0.24千克、日本的0.19千克和美国的0.3千克。2015年中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为90.41亿吨，占世界总排量的28%，居世界第一位，远超美国（49.98亿吨）、印度（20.66亿吨）、俄罗斯（14.69亿吨）、日本（11.42亿吨）等排放大国。中国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为6.6吨，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对生态环境影响严重，以大气污染为例，按照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测算，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别为1363万吨和1258万吨，而2014年这两项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分别超出环境容量的45%和65%，环境承受力长期超载。
2.4 能源经济安全
能源经济安全指能效和能源投入方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能效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由能源强度来衡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的能源强度一般会上升，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变革，能源利用技术提高，一个国家的能源强度开始下降。中国目前的能源强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按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能源强度（每创造1千美元GDP所耗费的标准油吨数）为0.33吨，高于经合组织（0.11吨）、美国（0.13吨）、日本（0.07吨）、巴西（0.13吨）和世界平均水平（0.18吨），在能效上仍有提高空间。
能源投入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能源投入方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由能源消费弹性系数①来衡量。在工业化前期和中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大于1，表明能源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在后工业化时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小于1，表明能源消费增长低于GDP增长。一般来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0.5是一个国家能源消费与经济都健康发展的表现；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降至0.2左右，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科技进步、管理改善和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是能源数量累加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处在波动和变化中（见图6）。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都处于极低水平，1997年中国首次出现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能源需求疲软，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达到谷底。2002－2005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超过1，主要是由于投资增长率过高，某些行业发展过热，使得能源消费快速增长。从2011年开始，中国进入经济结构调整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路下降。2016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消耗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维持在0.2的良好水平上。
（来源：国际石油经济 2018年5月）
— 待续 —